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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壇大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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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僧尼出家的程序分為剃度、受戒,受戒又分為沙彌/尼與僧尼具足大戒兩種,只有受過具足戒才算僧團的正式成員,其他都類似學徒身分。而僧尼必須受三大戒來取得具足戒,此為中國佛教特有之授戒儀式,分初正授、二正授、三正授三階段。初授沙彌、沙彌尼戒,二授比丘與比丘尼戒,三授大乘菩薩戒。三大戒有三師七證授予僧尼正式身分,分別為得戒和尚一人、羯磨阿闍黎一人、教授阿闍黎一人,以及尊證阿闍黎七人。比丘尼受戒則必須二部受,先在代表尼眾僧團的三師七證前受具戒,再由女戒師領至僧眾的三師七證前完成受戒儀式。
 
原本佛教授戒是證明嫻熟一個階段的戒行,然後再受新的戒,而且出家戒不一定與菩薩戒同受。譬如剃度後學沙彌戒五年,確定沒有犯錯後,再接著受比丘戒。此外,菩薩戒之內容為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等三項,亦即聚集了持律儀、修善法、度眾生等三大門之一切佛法,作為禁戒以持守之。菩薩戒之大乘典籍甚多,可綜合為梵網與瑜伽二類律典。菩薩戒本質上不同於出家戒,道德原則比規範生活細節的功能強,梵文中戒律以vinaya和sila區隔開來。出家僧尼與信徒共同接受菩薩戒,彰顯大乘佛教
 
的印度佛教受戒非常簡單,根據佛教經典記載,只要有意隨佛出家修行者,只要向佛陀表面出家只意願,佛陀讚歎:「善來比丘!」或「來比丘」,就等於認同他的出家身份了,接著為自己整治儀容,也就是「鬚髮自落,袈裟披身」,以此為外在表徵,再加入不同的形象,因此並無受戒的繁文縟節。如根據《四分律》所記載,佛陀初轉法輪時五比丘的受戒方式就是如此,此謂之「善來比丘既得受具」。後來經過時間,僧團漸漸擴大後,由後續的三語既得受具(既三皈依)之方便法門,到後來廢除三皈依而採用「白面羯摩而得受具」之演變。直到佛教傳入中國後,魏晉時確立了受戒之儀式。至今無論是大乘或是小乘佛教,都需要如法登,經特定的儀式後才算圓滿受戒,成為正式的出家僧人。
 
而中國廷控制僧團授戒,透過監督三大戒頒發戒牒,以作為僧尼身分證明,所以將所有的授戒集合為三大戒,只在歷代協調的時間長短不一,以及登入三大戒的考核制度不同而已。中國廷授予僧尼戒牒始於唐宣宗大中十年(856),至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止。由三大戒衍伸出來戒牒的問題,因為持有戒牒的僧尼可以獲得減免納稅、豁免兵役的優待,所以檢敷資格嚴厲。例如中唐之前要受戒的僧尼,必須通過背誦經典的考試;歷代申請三大戒的僧尼,都得檢查剃度師與身家清白。另一方面,皇帝則經常以贈送王公大族受戒的僧尼名額為獎賞(即免試)。中唐安史之亂後,廷開始以販售空名戒牒來籌措軍費;宋代廷更允許地方政府以空名戒牒繳稅,成為證卷型資金。三大戒的費用越來越貴,宋代寺院更出現起會、標會來準備受戒的互助會。清初廷開放三大戒,讓僧團自行傳戒,於是出現千華山復興南山律宗的運動,由著名寺院建立場成為傳戒中心。
 
對僧圍而言,授戒為過濾與教育成員的重要門檻,只有素質優秀的僧尼才足以代表佛法、承繼法脈。在家眾培福的重要途徑是供養僧團,僧尼素質越高,當然使社會對佛法越加虔敬,佛法越加興盛,社會也越加和樂。唐代明律僧道宣(596-667)被後世尊為南山律宗而且師,即主張設置戒,並且己經設計整套型制與儀軌。但是以儒家官僚為主體的中國廷,制定僧尼向國家登記的政策。國家統一授戒的制度,即是在每個區域(通常是省會)選定官方寺院,定舉行三大戒,通常是三年一,一如科舉制度。明末清初地方僧團定舉行三大戒的寺院更加稀少,譬如閩南地區幾乎只有福州山湧泉寺傳授三大戒,戒子來自華南與東南亞地區。
 
臺灣自光緒十年(1910)才成為中國的行省,受戒就一直依賴大陸的戒,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臺灣僧尼基本上仍到山湧泉寺受戒。明末鄭成功時到太平洋戰(1937)爭爆發的長時間內,主要由地方官吏將領聘請的中國各地僧人來臺,後來逐漸有臺灣僧尼到山湧泉寺受戒,取得住持寺院的資格。根據日本總督府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記載,山寺受戒儀式規定,次第登三,以三年為一,一年登一。然而在當時要到山寺受戒除了旅費以外,還得繳交高昂的受戒費,在當時並非人人所能負擔得起。或許也因此,導致當時臺灣的僧人鮮少有人受具足戒。
 
日治時日本佛教宗派成為臺灣佛教的官方主流,但是日本並無三大戒制度,尤其經歷明治維新運動之後,日本的僧籍與西方學制結合。日本佛教宗派建立從小學到大學的制度,以教育和學歷來認證僧尼身分。在當局重視學歷,而社會仍以中國式僧團生活為重的氛圍之下,臺灣本土佛教開始重視僧伽教育與舉辦傳戒,但是傳戒內容可能仍以菩薩戒為主,而非中國式的三大戒。臺灣的五大寺──臺南開元寺、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苗栗觀音山法雲寺及高雄大崗山寺,分別創辦佛教學林,臺灣的南瀛佛教會也舉辦佛學班。
 
戰後高雄大崗山寺派於臺南大仙寺舉辦三大戒(1953),首開臺灣寺院傳戒風氣。大仙寺傳戒由圓融尼師居中協調,邀請大陸長老和尚加入合作。隔年白聖法師在元光寺主舉辦傳戒時,以大仙寺的優秀戒子為助教(引師和引贊師),加入了講解戒律及學習出家人儀之程,將戒延長至三十二天,奠定臺灣傳戒之模式。中國佛教會民國五十二年在臺復會後,也以傳戒為首要目標。推動戰後臺灣三大戒的關鍵人物為白聖長老,是中國佛教會任最長的理事長,他以戒律經典為本的傳戒範式,同時也締造三大戒教導戒學的風格,大幅度提升臺灣的僧伽教育。此後中國佛教會採取登記制度,將臺灣的三大戒定為年度活動,輪流油個別寺院舉辦,一直到解嚴(1987)之後,才開放由寺院自行決定。
 
此一重視戒學的原則,加上歷來優秀比丘尼助教教導數量眾多的女戒子(幾乎每屆都是男戒子的三倍以上),促成臺灣三大戒恢復二部受戒,此一二部受戒制度在中國宋代以後並未持續舉行,臺灣卻在民國59年(1970)恢復,民國65年(1976)及70年(1981)陸續舉行,解嚴後為常制。推動二部受戒的靈魂人物為天乙法師,她強調比丘尼必須治理比丘尼,並且和比丘一樣擔任弘法的責任。臺灣的二部僧受戒隨著比丘尼的傑出表現與華人佛教社區的全球化,甚至成為國際復興比丘尼法脈的典範,1997年達賴喇嘛訪臺的目的之一,即是向臺灣比丘尼取經,觀摩臺灣的二部受戒。
 
【撰寫者】
李玉珍(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黃國平(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
 
考文獻】
1. 《大正藏》,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整理,http://www.cbeta.org/index_list.htm、http://www.cbeta.org/index_list.htm,2014.12.20下載。
2. 《佛光大辭典》第三版,佛光宗委會發行,http://etext.fgs.org.tw/etext6/search-1.htm、http://www.cbeta.org/index_list.htm,2014.12.20下載。
3. 李玉珍,〈臺灣比丘尼與二部授戒〉,《兩性平等教育季刊》第18,張珣主編,「性別、民俗與宗教專題」,2002,頁23-29。
4. 李玉珍,〈中國佛教會一甲子女戒師〉,收入中國佛教會文獻編審委員會編,《中國佛教會復會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佛教會,頁115-136,2008。
5. 謝名蕊(釋見融),〈臺灣三大戒授戒儀式與梵唄之研究──以新營妙法寺為例〉,嘉義: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按:相關的照片可見於中臺禪寺之網站,因恐涉及侵權故無附上。
http://www.ctworld.org/dialogue/2011/2011-09/090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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