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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儒生將傳統經改編為家,成為民眾日用儀的重要依據(劉怡君提供)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文化為中心,所開展出來的哲學思想與宗教體系,其特色是富有人文主義精神。它不僅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主流,隨著歷代儒生、政府的教育、施政等模式,深入到民間,而成為國家制與民眾倫理價值觀的準則;也以文化交流的模式傳播到東亞及世界各地,開展出儒學、儒教等範圍的文化體系。
 
「儒」是春秋時代從巫、史、祝、卜等古代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來的,出於周職司教化的官制,必須熟悉夏、商、周所傳下來的詩、書、、樂等王官之學,成為掌握這些專門知識、協助貴族治理百姓的教化人員。隨著周封建制度逐漸名存實亡,儒者的知識也開始隨著沒落的卿、大夫、士等階層流傳到民間,其中的代表人物即是孔子(約公元前551-479年)。孔子首開民間講學之例,把周的王官之學帶入民間,經過孔子及其弟子們的傳承,形成以詩、書、、樂為基礎的全套教;傳承者即以「儒」為名,特指嫻熟、樂、射、御、書、數(六藝)等專門技術,並以此為職業者。先秦時開始將各種思想進行歸類,以某「家」稱之,於是儒者被劃歸於「儒家」,原本只是諸子百家之一,但從漢開始,卻在儒生的努力下取得廷的認可,甚至在漢武帝(公元前157-公元前87年)時獲得獨尊的地位。漢代的儒家藉由國家的官學教育體制與國家制的推展,掌握了進入仕途和文化傳播的主流權力,因而奠定儒家在中國歷史文化的崇高地位,成為治國的標準。
 
儒家將孔子視為開創者,尊崇孔子為聖人,以五經四書為經典,以「君子」為人格典範,將成聖賢作為理想;為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等社會關係定出規範,以冠、婚、喪、祭、鄉、相見等「六」為社會制,透過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等「八政」形成生活制度;又經由國家的官學與地方的鄉學等學制而傳播到民間,形成整個國家的教化體系。其中的思想內涵也因應時代的變遷而產生種種的變化──在孔子之後,有孟子(約公元前372-289年)提出性善之說,標明民本的主張;荀子(約公元前313-238)則主張性惡,因此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漢代的儒學與陰陽五行之說、讖緯之學結合,武帝時董仲舒(公元前179-104)提出「天人三策」,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經學在當時成為顯學。魏晉南北以後,儒家與佛、道二家並稱為三教,融合道家的老、莊之學後形成玄學;至唐代並正式列為官學,成為科舉考試中的科目,但安史之亂後國勢漸衰,韓愈(公元768-824年)、李翱(公元772-841年)等儒者在社會環境的劇變下,重新回到儒家經典去尋找解決之道。宋、明以後,由程顥(公元1032-1085年)、程頤(公元1033-1107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發展出理學,認為「理」是宇宙物的起源,主張「存天理、滅人慾」;陸九淵(公元1139-1192年)、王守仁(號陽明子,公元1472-1529年)發展出心學,提倡「心即理」之說;經由這些大儒的重新闡釋,並融入佛學、易學,試圖從心性入手,以達到經世致用的目標。朱熹更節錄《儀》、《記》等古代經,選取「冠」、「婚」、「喪」、「祭」諸,加上地方習俗編寫為《家》,將傳統學普及為民間日用俗之用。明代以後,因應民間教派的勃興而發展出民間儒教,也有顧炎武(公元1613-1682年)等大儒出於明亡之痛,開創出奠基於考據學的「樸學」,希望從儒學的根本徹底改革,務求經世、明達以達實用。民國以來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學者們又融合中、西哲學而開展出民國新儒學,並將傳統的儒、道、佛思想重新詮釋,試圖使傳統的中國文化得以現代化。由此可見儒家文化並非一成不變,而往往因應時局而被歷代儒者重新詮解,為其注入新的生命力。
 
隨著西學東漸,民國成立之後,西式的知識及教育體系取代了傳統塾師的教育內容,儒家文化喪失了官方主流思想的地位,甚至在民國初年還有「打倒孔家店」的運動,將研習儒學視為落伍之舉。後來到了國民政府時,又重新將的祭祀列為國家祭祀,但在國家制度中則因政府組織的改變而喪失了教化的權力,、樂制度也不再施行於官方的制裡,只能透過地方儒生以「家」等形式落實在民眾的生命俗之中;在教育體系方面更只侷限在傳統的文、哲領域中傳播,只能透過民間機構的力量繼續流傳。
 
民國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官方否定儒家思想,並發起「批孔揚秦」等運動;在臺灣則為了強調政權的正統性與連續性,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並試圖以「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的方式,重新將儒家思想納入正式的教育體系中。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國勢漸強與逐步開放,為了強調民族主義,儒家文化重新獲得教重視,並以官方之力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學院」;在臺灣則隨著政黨輪替及獨立意識的興起,使得儒學而越來越不受到官方系統的重視。但在民間,傳統儒家祀典所封的媽祖、關公等神明仍有崇高的地位,融合了道教佛教的信仰也依舊為民眾所信奉;地方儒生所組成的鸞堂以新的宗教化模式重新詮釋了儒學,甚至以「儒宗神教」、「中國儒教會」之名標舉正統儒家的大旗。民間的一貫道等宗教團體則以「真儒復興」、「以儒為宗」的名號進行各種講經活動,也配合各宗教的基本信仰而將儒家思想進行了不同的解讀與詮釋,並伴隨傳教活動傳佈到海外各地。
 
在世界文明的脈絡中,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被並稱爲世界上的三大文明。從早中華帝國的「天」觀出發,儒家文化便被視為「上國文明」,隨著周遭國家的覲制度與漢化的影響,慢慢讓各國的使臣與知識分子接觸了儒家文化,也影響了古代的韓國、日本及越南等國家,又隨著移民的文化傳播的過程進入了東南亞等地。例如儒學在西元五世紀以後傳入日本,影響了政治、法律、文學、哲學、宗教與藝術,大儒輩出,尤以江戶時代的山崎闇(山崎闇斎,公元1619-1682年)最為有名。他服膺朱子之學,創立垂加神道,主張神儒一體,主張以日常人倫的實踐及切實的體認為修學的根本。現今東京、栃木、岡山、佐賀、長崎、琉球沖繩等地皆設立供奉孔子及日本的知名大儒。神道教吸收中國儒家的信仰和儀之後,結合為祈年祭、鎮花祭、神衣祭、三枝祭、大忌祭・風神祭、月次祭、鎮火祭、道饗祭、鎮魂祭、神嘗祭、相嘗祭、新嘗祭、踐祚大嘗祭、追儺、奉幣等歲時儀。天理教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不僅在教義中涵括了儒家仁愛、四海一家等精神,吹夫妻應相敬如賓的家庭文化;還在各地教會的神殿中設立父母神、教祖、祖靈神龕,龕中即以儒家文化的方式供奉神主牌。韓國從高麗王的光宗(公元925-975年)開始推展儒學,成立成均館、推行科舉制度;後世有大儒李滉(이황,號退溪,公元1501-1570年)為鮮的儒學泰斗,創立退溪學派以發展朱子之學,在日本被稱為東方朱子。至今首爾、江陵市、星州郡仍設有,不僅在五恩(天地君親師)、先賢等民俗祭祀方面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許多韓國學者也對儒學思想深入研究,還成立了「儒教學會」。當代的韓國儒學學者甚至以實現儒教的系統化、現代化、大眾化為職志,從事儒學的研究與發揚。越南的河內、延慶、順化、錦揚、邊和、高領、興安、永隆等地也設有或文,儒、道、佛三教融合的思想甚至影響了戰後越南的新興宗教如高臺教等等。現今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更成立了孔教會(MAKIN),其宗教活動包含了中國傳統的漢人節日的祭孔儀式,並出版各種儒家經典以及《孔子聖跡故事》、《孔教聖歌》、《儀手冊》、《中國文化》等書籍進行教育與傳播,在各地設有數百個分會組織。印尼的孔教徒甚至把曲阜看作「聖地」,希望一輩子至少能夠前往聖一次。
 
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具現在傳統中國的各種制度中──上自廷的儀制度、政府的組織和法律,下至學校組織、社會俗、家法族規、人際關係準則、個人道德修養等,皆涵括在儒家文化的教化體系中。孔子所標舉的「士君子」成為知識份子的榜樣;教深入民間與各地風俗合流,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準繩;甚至在明、清以後影響商業倫理,形成民間特有的「儒商」風潮,也使華人企業強調員工的道德操守甚於工作能力,重視情義甚於建立制度。儒家文化也影響了民間宗教如一貫道、慈惠堂、儒宗神教等;這些宗教往往將實踐儒家倫理思想視為一種實質的修行。
 
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新一代知識份子大多抨擊儒家思想,認為儒家傳統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甚至視儒家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只服務傳統的專制威權,箝制個人的思想與發展,乃至有「吃人的教」之說,因此要「打倒孔家店」。西方學者也一度認為儒家屬於「適應現世的理性主義」,講求人與社會、宇宙間的調和適應,強調品德修養,要求穩定,卻缺乏資本主義的神動力,以致造成工商業受阻、科技發展遲滯,與現代世界並不相容。直到二十世紀中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發展與經濟成長現象,才證明儒家傳統與現代化並不衝突。社會學家開始認為經濟發展得力於儒家倫理,這種「中產階級儒家」與傳統官方的儒學不同;但民國86年(公元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又改變了學者對儒家倫理的正面評價,認為「亞洲價值」與重視人際裙帶關係的作風正是金融危機的成因之一。而在臺灣,隨著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發展,儒家文化中強調尊卑倫理而非普遍權利觀念的部分被視為統治者奴化人民的工具,阻礙台灣民主進程,現今社會應該更強調公民教育、公民社會、普世價值、人權教育、法治教育、多元文化等。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臺灣在民主化與政權轉換過程中之所以能夠相對平順,主要即在於儒家文化所發揮的影響,因此既是阻力也是助力。而現在的學界大致認同儒家文化是人類文明主要精神遺產,可以為現代化的過程提供精神動力,對於現代人安身立命、道德修養、團結精神與公民責任的培育都可提供重要的考。
 
 
【撰寫者】
劉怡君(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兼任講師及博士候選人)


長崎孔子外的孔子介紹(林育生提供)


越南文正殿(鍾雲鶯提供)


越南中的孔子像(鍾雲鶯提供)


源於儒家士冠的成年(劉怡君提供)
 
考文獻】
1.    高明士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2.    鍾雲鶯,《清末民初民間儒教對主流儒學的吸收與轉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8。
3.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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