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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宗教學(Comparative Religion),乃是透過各種不同宗教傳統的比較研究,找出宗教之間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並由此建構宗教現象形成與發展的通則與理論的學問。比較宗教學包含跨文化、跨傳統、重視歷史脈絡的基本特質,並與單一宗教傳統的研究,如神學、佛學、道學等有所區別。
 
比較宗教學形成一門獨立的學術,大約在19世紀中葉,當時西方人文學術逐漸擺脫獨尊基督宗教的信仰文化,強調以實證科學來探討所有人類的社會與文化現象,包括宗教信仰在內;而且透過殖民主義的擴張,西方學者接觸到西方世界以外的其他宗教文明,也累積足以進行比較研究的豐富材料,逐漸奠立比較宗教研究成為獨立學科的基礎。
 
德國出生的牛津大學教授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通常被推崇為比較宗教學之父,他以梵語及印度學研究起家,逐漸從跨文化的探索轉向東、西方宗教的比較研究。穆勒所與主編的50鉅冊《東方聖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出版於1879-1910年),有系統地將中國與印度各大宗教的經典翻譯成英文並詳加註解,堪稱比較宗教學的里程碑。穆勒引述德國大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的名言:「只知其一者,一無所知」,強調只懂一個宗教傳統,其實等於完全不懂宗教為何,就如同只懂一種語言,便無法理解人類語言的本質,或只進行單一物種的解剖,無法了解物種的基本構造一樣。不過,基於穆勒本身是語言學家,所以他用來做比較宗教的方法論也是採借比較語言學的典範,這種純粹以經典文獻所使用的語言為比較分析基礎的宗教研究,進入20世紀以後就逐漸被揚棄了。但穆勒強調宗教經典的詮釋、經文歷史脈絡的批判分析,仍是現今宗教研究的基本功夫。
 
比較宗教學從經典文本分析轉向宗教實況田野調查的開創者,為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他出版的12冊《金枝集》(The Golden Bough 1890),將比較重點放在儀式與神話,並強調透過儀式的象徵作用,人類得以經歷從死亡到重生的救贖歷程,使儀式研究成為比較宗教學的另一重點。但無論是穆勒或弗雷澤,其語言學或人類學的研究典範,都受19世紀進化論思潮影響甚深,所以當時的宗教學者常預設東、西方各種不同的宗教傳統代表著人類精神文明不同演化階段的具體樣態,故透過比較分析,必然可歸納從最原始到複雜的不同宗教型態,並以西方中心主義的觀點,強調基督宗教代表演化過程的最高階段,此種預設有原始宗教及進化的最高階段宗教之理論模式,在20世紀前半,逐漸被更具文化相對主義的理論模式所取代了。
 
19世紀結束至20世紀中比較宗教學開展更具結構性而非歷史性的研究典範,宗教學者透過宗教的基本要素之分析與歸類,例如宗教崇拜的對象、宗教修行的方法、宗教經驗的內容等等,嘗試發展宗教現象的類型學,作為跨宗教比較分析的基本架構,並採納其他學科的類型學加入比較架構,如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的「原型」(archetype)理論、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社會行動之價值取向理論。
 
20世紀後半葉,比較宗教學進入統整階段,前述的結構與歷史取向的研究方法逐漸合流,將獨立學科成立所必備的基礎理論與方法論建構完成,歐美各大學也紛紛設立宗教研究系所,這間最具代表性的比較宗教學集大成者便是羅馬尼亞出生、流亡歐洲、最後定居美國,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伊里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他提倡「新人文主義」(New Humanism),主張人類「神聖」(the sacred)經驗的普遍性,並主張以跨文化的方法論來重構人文學術,特別是透過西方與非西方宗教傳統的對話與比較研究,其代表作《比較宗教的型態》(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1949)有系統地闡述其比較宗教的學說。伊里亞德主張宗教研究應以人類對神聖事物的經驗內容為基礎,他將宗教以神聖空間、神聖時間、自然象徵、人性的聖化為基本要素來分析特定的宗教傳統,並發展出神聖經驗的類型學,影響後來的比較宗教學發展方向甚鉅。
 
自1980年代以降,後現代主義思潮挑戰原有的人文與社會學術典範,不但質疑了科學研究的客觀性基礎,也對企圖發展人類社會與文化的普遍性通則的所有理論與方法論展開激烈批判,使得宗教研究學術社群亦有相對主義凌駕絕對客觀主義的趨勢,從而對伊里亞德強調宗教普同性的本質與結構之理論典範提出各種挑戰,於是比較宗教學的研究重點從宗教普同性的面相轉向各宗教之間差異性的面向,而運用單一理論架構來作比較分析也不是宗教研究的必要條件,伊里亞德的理論模型之學術影響逐漸式微。
 
基於學術專業分工日趨細緻化,再加上後現代主義強調特殊性與差異性的學風影響所及,過度強調宗教的共同本質之傳統比較宗教學典範不再被宗教學術社群所普遍接受,甚至「比較宗教學」一詞也不再成為宗教學的代名詞。當然,比較研究方法仍為宗教研究所採用,只是不再接受宏觀式、整體性的傳統比較方法,如佛教基督宗教的教義比較、猶太教印度教的儀式比較等等,而是選擇宗教的某一更特定與具體的要素來比較,如針對不同傳統的性別觀、身體觀、死亡觀、聖儀式、宇宙論等等,更加強調該要素在特定社會文化脈絡的意義,也更凸顯該要素在不同宗教傳統所展現的差異所在,並解釋該差異的因果條件。整體而言,比較宗教已不再是一門學科的通稱,而是宗教學的一種研究方法。
 
若以1999年臺灣宗教學會向內政部登記正式成立,以及2000年教育部核准國立政治大學設立宗教研究所,而成為第一所官方設立的宗教學術機構,做為宗教學進入國內學術體制的兩個指標事件,則比較宗教學在臺灣的發展不過20年,若再往前溯至1988年主教輔仁大學成立國內第一所宗教學研究所,其歷史也不超過30年。雖然,國內各宗教學系所皆設有比較宗教學相關程,但比較宗教學卻從來未曾成為宗教學的代名詞,甚至沒有成為宗教學之下的一個次領域,除了反映前述的國際宗教學術趨勢,即比較宗教學已被視為研究方法而非獨立學科或領域之外,另一方面也反映國內宗教學術生態,換言之,宗教研究系所的師生皆以單一宗教傳統別為學術分工基礎,故有佛教道教基督宗教、伊斯蘭教、民間信仰程與研究計畫,跨宗教比較的教學與研究風氣卻仍未形成。但臺灣為宗教多元社會,各宗教之間也沒有衝突與對立,故如何開展以單一議題進行微觀性的比較宗教研究,以便讓臺灣獨特的宗教多元經驗為國際學界所重視,誠為臺灣宗教學術社群亟待努力的目標。
 
 
【撰寫者】
蔡源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考文獻】
Kruger, J. S., G. J. A. Lubbe and H. C. Steyn著。2000。《比較宗教》(蔡百銓譯)。臺北:國立編譯館。
 
Sharpe, Eric J.著。1991。《比較宗教學:一個歷史的考察》(呂大吉等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Tremmel, William Calloley著。2000。《宗教學導論》(賴妙淨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liade, Mircea, et al. eds. 1987.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Eliade, Mircea. 1958.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lated by Rosemary Sheed. New York: Sheed & Ward.
 
Gothóni, René, ed. 2005. How to Do Comparative Religion?: Three Ways, Many Goal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World Religions. 1998. New York: Macmillan Library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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