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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政治與宗教相互關係的學問,若以嚴謹的學科定義而論,尚未形成一門獨立學科,而是宗教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人文與社會學科都會觸及的一個重要學術領域。歐美大學最早將「宗教政治學」(Politicology of Religion)確立為獨立學科者為塞爾維亞的貝爾格勒大學(University of Belgrade),1993年該校的政治科學院建立宗教政治學的專業領域,並開設相關程;美國則有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於2006年設立柏克萊宗教、和平與世界事務研究中心(Berkley Center for Religion, Peace, and World Affairs),將「宗教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 of Religion)視為重要研究領域,但將政教關係研究提升為獨立學術領域的作法,在國際學界尚在方興未艾的階段。
 
在西方學界,政治與宗教的關係之所以成為重要的學術領域,源自上古時代基督宗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基督教會變成西方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並對西方社會的世俗生活產生重大影響,也因此基督教會與世俗權力之間的糾葛關係,就成為影響西方文明發展揮之不去的重大題。「教會」(church)代表上帝的國度,「國家」(state)代表凱撒的國度,兩者之間應存在怎樣的關係,便是西方文明從古迄今一個充滿爭議的難題。歷代眾多思想家紛紛從各種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角度提出各種解決方案,也因而發展成政教關係的學術領域,並透過西方文明的全球化影響,用西方學界探討政教關係的理論與方法,運用到非西方文明的政教關係研究,便逐步形成當代跨文化、跨學科的政教關係比較研究。
 
歷代的宗教與政治思想家提出各種政教關係的理想模式,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六種:
 
一、政教分離模式:主張政治與宗教應嚴格區分為兩個互不干涉的領域,前者屬於可由國家法律加以規範的公共領域;後者則為個人擁有信仰自由的私人領域,國家不應限制與干涉。此模式從18世紀啟蒙運動迄今為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所倡導,首先由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提出,並由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集自由主義哲學之大成,且透過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之後所建立的憲政民主體制而加以落實,成為今日西方民主國家處理政教關係的主要原則,而該模式的提出,正是為了對抗西方中世紀主教傳統所發展出來的政教合一模式。
 
二、政教合一模式:與前一模式正好處於相反的極端,將宗教的神聖權力與政治的世俗權力集中於單一的最高權威者,該最高權威者可以是個人、一群菁英,或者是一個機構。雖然,中世紀主教的教皇制常被視為此一模式的代表,但是該制度乃是特定歷史脈絡下的產物,換言之,在羅馬帝國瓦解之後,歐洲社會失去了大一統的世俗權力機構,而基督教會便成為重建歐洲物質與精神秩序的主要依託,逐漸使羅馬主教成為取代羅馬皇帝的歐洲大一統象徵,在新秩序尚未建立之前,同時享有政治與宗教的最高權力,並在11世紀面對伊斯蘭教威脅的情勢下,發動奪回路撒冷聖地的十字軍東征,將教皇的世俗權力推到頂峰。但在中世紀後,因歐洲各地的封建諸侯勢力崛起,教皇的世俗權力逐漸式微,甚至被強大的諸侯所挾持,而教皇同時掌握上帝與凱撒國度的權威遂成歷史陳跡,16世紀宗教改革風起雲湧之後,西方的政教合一時代終告落幕。
 
伊斯蘭教也常被認為採取政教合一模式,但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雖然,自中世紀迄今的歷代伊斯蘭思想家均同意由穆斯林所組成的國家體制,應按照伊斯蘭律法來統治,伊斯蘭國家不應區分宗教與世俗領域為兩個不相隸屬的獨立領域。但無論是中世紀的哈里發體制,或者今日穆斯林國家的君主立憲制或民主共和制,國家的神聖與世俗權力大多不是由個人或單一機構來獨攬,更常見的是國家行政權力與司法權力分立,前者掌握在哈里發、蘇丹或其他行政首長手中,後者則掌握在各地的伊斯蘭法官與學者手中,故世俗權力已有行政與司法權的分立,更不用說宗教事務,行政首長更不會任意逾越其本分,而干涉法官與學者的司法權。其實,更純粹的政教合一體制應為上古時代普遍存在於各大古文明的神聖王權體制,古埃及的法老王便是著例,中國古代的皇帝又稱「天子」,大致上也有神格化王權的型態,使得政治與宗教權力集於一身。自中世紀以迄近現代,隨著人類社會的複雜化與專業分工化,政治與宗教權力也隨之分化,已難實施純粹的政教合一模式。
 
處於前述兩個極端的各種中間類型,又可以歸納為以下四種模式:
 
三、政治支配宗教模式:政治與宗教仍分屬於兩個領域,但前者高於後者,並以頒布法令、任免人事、提供經費等方式來行使政治權力對宗教事務的掌控。隋唐時代以迄清代的中國帝制,乃至今日的中共政權,為此種類型的代表。在歷經東漢、魏晉、南北道教的起義、佛教的「不敬王者」論高漲而引發的政教相互抗衡的時過後,隋唐大一統時代,皇帝逐漸將佛教道教納入中央官僚體制管轄,也使西方世界常見的政教衝突在中國往後歷史被徹底根除,將宗教事務納入官僚體系管轄,也成為中國政治傳統的重要一環,而宗教也必須為政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服務。一般而言,未徹底實施無神論的共產國家,或者是軍事獨裁政權,也都有類似政治支配宗教的制度設計。
 
四、政治與宗教互賴模式:宗教提供政治合法性的神聖基礎,政治體制則護持宗教正統性,並供養其世俗生活之需求。以印度種姓制度為基礎而形成的神權政治為此模式最古老的代表,印度的婆羅門佔種姓階級的最高位階,掌管宗教大權,其次則為剎帝利階級,掌管政治軍事大權,兩者有清楚的聖俗分工,但也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受印度文化影響極深的東南亞佛教國家,如泰國、緬甸等,也形成佛教式的政教互賴模式,佛教僧團提供君王或世俗統治者所需要的神聖與道德基礎,後者在宗教事務上必須遵從僧侶的領導,僧團領袖甚至被奉為國師,備受尊崇;但僧團的生活所需,甚至僧團教育的傳承,則有賴世俗統治者以國家公權力機構加以提供,僧團也得以豁免一般國民所負擔的法律義務,此模式通常會設立國教制度,形成政教相互為用的國家體制。
 
五、政治消除宗教模式:近代唯物論與無神論思潮興盛,便有思想家主張宗教為虛幻不實的迷信,應加以揚棄,人類精神文化僅需以科學、藝術與人本主義價值來充實即可,此模式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根據馬克思的觀點,共產主義社會的無階級、公有共享的理想實現之後,宗教就會從人類社會中自然消除。20世紀部分共產國家曾經貫徹馬克思的無神論學說,以國家權力壓制所有的宗教活動,不過到了20世紀結束時,共產體制或者被推翻,或者進行修正與改革,目前幾乎已沒有純粹的無神論國家。
 
六、宗教撤離政治模式:世界各主要宗教傳統都有視現實世界為罪惡與墮落的所在,而將宗教的終極目標寄託在超越現世之神聖世界的出世主義,甚至更認為政治權力就是造成現實罪惡的根源,故主張對政治採取消極不抵抗或退避的作法。基督宗教初受羅馬帝國的迫害,故早基督徒認為上帝的國度只能實現於來世的屬靈世界,現世的凱撒國度因充滿罪惡,終將被上帝所審判而在世界末日中毀滅。中國道教的仙人世界或桃花源思想,以及佛教在唐末遭受武宗滅佛的教難後,提倡出世禪修的山林佛教,都是中國歷史上宗教撤離政治的著例。當代的一些新興宗教,為了避免文明世界的汙染,要求教徒遠走山林曠野建立烏托邦式的自給自足社區,也符合此一模式。
 
若從理想模式轉到現實狀況,就更加紛歧而難以進行政教關係模式的精確分類。每一國家的政教關係都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可能會因政治社會的變革而從一個模式轉換到另一模式,例如臺灣就從戒嚴時代的政治支配宗教模式轉換到解嚴以後的政教分離模式。雖然,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對全球所造成的影響,使得政教分離模式成為學術論述的主流,但1970年代以後,全球各地又掀起了宗教復興的浪潮,包括美國保守派教會的積極涉入政治、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學運動,以及伊朗什葉派以革命建立伊斯蘭政權,都激發了新一波政教關係研究的熱潮,而最近十餘年打著宗教旗幟的恐怖主義威脅全球,再度使得政教分離模式對非西方國家的適用性被重新反省與檢討,故大部分宗教與政治學者都不再認為宗教會從當代國家的公共領域中被隔離或消除。
 
隨著臺灣社會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使得宗教團體對政治與公共事務的影響大增,再加上國際的宗教衝突影響區域與全球局勢甚鉅,國內與國際政教關係的各種議題逐漸成為宗教學、政治學、法學、公共行政、國際關係等學科新興的跨領域研究主題。但由於各學科專業分工涇渭分明,難以長持久地進行跨越其固有學科範圍的研究,導致國內相關學科在政教關係的研究成果上相當分散,大多為個別學者針對當前題的即興之作,且各學科的關注面向差異甚大。
 
大致而論,社會學與政治學會以國家與市民社會互動的架構來探討宗教團體做為市民社會的成員,如何與國家進行互動,以及國家與宗教團體如何向對方施展其影響力;宗教學則關注特定宗教傳統對政治理想與現實的觀點為何,以及聖俗制度如何產生緊張關係與如何進行相互調適;法學專注的題為憲法所保障的信仰自由與宗教平等的基本權利,如何落實於法律運作,並針對涉及宗教事務的司法案例來做法理探討;公共行政則更著重於現行國內的宗教輔導與管理制度有何利弊得失,並嘗試建構符合民主與法治社會的宗教行政管理模式;國際關係則以「文明衝突」的理論架構,探討宗教對區域安全及全球恐怖主義的影響,但對宗教信仰持更正面態度者,則會探討宗教對消弭戰爭與維繫和平的積極作用。整體而言,因為國內缺乏單一學術機構或團隊對宗教與政治相互交錯的各種題進行長性的開拓耕耘,個別學者的零星研究尚難以促成宗教政治學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撰寫者】
蔡源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考文獻】
Eliade, Mircea, et al., eds. 1987.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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