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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
::: 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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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魚籃文化)
【名稱來源】
 
四書,常與五經合稱,為四書五經。《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合稱。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籍,也是儒家的要典。四書又稱為四子書,其中,《大學》、《中庸》本屬於《記》中抽取出來的。五經是《詩經》、《尚書》、《記》、《周易》和《春秋》。實則自古以來原本只有五經之名,後來發展成十三經;到宋的程(程灝、程頤)、朱(熹)以後才有四書之名。這與學術思想史有著密切的關連。
 
《大學》原本是《記》中一篇,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自唐代韓愈(768-824)、李翱(774-836)維護道統推崇《大學》與《中庸》,至北宋二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大加推崇宣揚,甚至稱《大學》為「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中庸》是「孔門傳傳授心法」。南宋名理學家朱熹(1130-1200)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彙集一起問世。朱熹並主張:「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後著《四書章句集注》,更具有劃時代意義。從此,「四書」,取代「五經」地位了;甚至乃駕五經而上之。故漢唐可說是《五經》的時代,宋後是《四書》的時代。[[1]]
 
以下分述《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作者和要義。
 
一、《大學》
 
《大學》經宋代二程(程顥、程頤)特加表彰之,又經朱熹重予刊定,而有經一章,傳十章。據朱子《大學章句序》謂古之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孔子獨取先王之法,以教弟子,曾子、孟子傳其學,而其傳絕。至宋代二程再續其傳。[[2]]
 
《大學》內容有所謂「三綱」、「八目」:「三綱」是一、明明德,二、親民,三、止於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前者是大綱,後則是細目。「八目」中,從格物、致知,以至誠意、正心與修身,進而的齊家(卿士大夫之家),又進而治國、平天下。是個人道德、修養以及家庭倫理,推而至於國家、天下的學問。其中說明內聖外王,以至修己以安民,以至安天下之道。是明體達用之學問。換言之,是從內在修養,煥發為外在事業的過程。
 
二、《中庸》
 
《中庸》原是《小戴記》第31篇,作者係子思,名孔伋(公元前483-402)。為孔子的孫子,孔鯉的兒子,曾受業於曾子。戰國初魯國人,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有「述聖」之稱。今人謂係秦代或漢代人所作。至於本篇以單篇流傳可考者,《漢書‧藝文志》載有《中庸說》二篇,《隋書‧經籍志》則載有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3]]
二程子說:「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可說:「《大學》乃《中庸》的門戶,《中庸》為《大學》的堂奧。」
 
《中庸》在一開頭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是在首句就揭示了立教於天命之性的立場。其目的是要說明人必須依循於正途,在正途上發展本性。接著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是進一步來闡釋「中」與「和」的意義。依朱熹的解釋看來,喜、怒、哀、樂未發動前,是性的本體;發動之時,是情的作用。本體未發動前的靜止狀態,無所偏倚,叫做「中」;發動之時合於情之正,叫做「和」。性的本體來自於天,所以說「天命之性」。「中」為道之體,是天下的大本;「和」為道之用,是天下的達道。一言以蔽之,《中庸》最大的成就,就是它不只講人道,還講了天道。[[4]]
 
三、《論語》
 
《論語》孔子應答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的言語。當時弟子們皆有所記,孔子卒後,門弟子乃將之彙合編纂而成書。孔子(公元前551-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孔子的身教與言教,為後代行為道德的典範,影響二千餘年。故有:「天不生仲尼,古如長夜。」他是中國具有代表性的聖賢人物,傳承自古堯舜禹湯周公等聖王,孟子推許為集大成者。兼俱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睿智的聖者,對傳統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其中,主要是有關孔子的言論、修養、處世、教學、政治、人格、生活態度、人物的評論等可說悉皆為智慧的結晶。
 
有關《論語》之內容及其價值,據梁任公《國學研讀法三種》所言:「字字精金美玉,實人類千古不磨之寶典,蓋孔子人格之偉,大,宜為含識(眾生)之儔所公認。而《論語》則表現孔子人格唯一良書也」[[5]]。總之,它是儒學主要的經典,言語精粹而描述生動,是以語錄形式表達,可說語錄散文體之典範 [[6]]。二千多年來,我國近鄰,如日、韓,無不在中華文化的潛移默化中。尤其是《論語》教化最受重視。日本皇儲必須授讀《論語》,新加坡尊崇儒術,最近亦倡讀《論語》,良非無故。
 
《論語》一書採分類彙編方式,依孔門四科,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大類。在「德行」類中,可細分為論道德、論仁愛、論孝友和論修養四個主題;在「言語」類中,則細分成論法語和論人;在「政事」類中,是細分成「論政治」和「論樂」;在「文學」類中,細分為「論為學」、「論學」和「論詩」。這些內容來自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之語。從那些對話中,尤其,有關立身處世、待人接物;儒家的行為規範,乃是恪遵孝悌、忠恕之道,依循儀的謙謙君子。可見孔子所提倡的「仁智合一」的至善境界和精神。《論語》,即是五經之精髓,這也繼承了五千年中華文化的道統。[[7]]
 
四、《孟子》
 
《孟子》是孟子與門人章、公孫丑之問答而成的一部書。孟子(公元前372-289),名軻,生當戰國中的鄒國,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與孔子相距約二百年,曾先後周歷齊宣王、梁(魏)惠王,以及宋、魯等國,但不為時君所用,歸而與門人講學,有《孟子》七篇。以繼承孔子自許。號稱「亞聖」。《漢書‧藝文志》以《孟子》為「子書」,五代後蜀主孟昶刻十一經,將《孟子》列入其中。至宋理學盛行,《孟子》見重於程、朱,地位日益崇高,而被列入「四書」,元、明科舉考試,更是重要必讀必考之書。
 
有關《孟子》之內容與價值,據梁任公〈要籍題解及其讀法〉中所言,孟子與荀卿,為孔門之下的兩大師。孟子在文化史上有特別貢獻者二:一、高唱性善主義,在哲學上及教育學上,成為一種永久價值之學說。二、排斥功利主義,其用意雖在矯正當時之弊,然在政治學、社會學上,最少亦代表一面真理。
 
其全書要點略如下:
哲學談:窮究心性之體相,證成性善之旨。
政治談:發揮民本主義,排斥國家的功利主義,提出經濟上種種理想的建設。
一般修養談:多用發揚蹈厲語,提倡獨立自尊的精神,排斥個人的功利主義。
 
至於有關《孟子》讀法,梁任公則以為「一、宜觀其砥礪廉隅,崇尚名節,進退辭受取與之間,竣立防閑,如此然後能自守不至墮落。二、宜觀其氣象博大,光明峻偉,絕無閃藏,能常誦習體會,人格自然擴大。三、宜觀其意志堅強,百折不回,服膺中語,對環境之壓迫,可以增加抵抗力。四、宜觀其修養下手工夫,簡易直捷。無後儒所言支離、亦渺之二病。」總之,孟子學說:講仁義、主性善說、倡王道、重良知、學貴自得。[[8]]
 
 
【撰寫者】
熊琬(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黃慧禎(佛光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兼任講師)
 
 
考文獻】
王桐齡。1966。《中國全史》。臺北:啟明書局。
 
王開府。1995。《四書的智慧》。臺北:卷樓。
 
皮錫瑞。1966。《增註經學通論》。臺北:藝文印書館。
 
朱熹。2007。《四書》(林松、劉俊田、禹克坤等譯注)。臺北:台灣書房。
 
李曰剛。1989。《國學導讀》。臺北:文津出版。
 
李鍌主編。2008。《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孟子、大學、中庸》。臺北:正中書局。
 
熊公哲。1985。《孔學發微》(上下冊)。臺北:正中書局。
 
熊琬。2002。《國學導讀》。臺北:五南圖書。
 
梁啟超。1965。《國學研讀法三種》。臺北:台灣中華書局。
 
黃忠慎。2003。《四書引論》。臺北:文津出版社。
 
楊伯峻。1989。《經書淺談》。臺北:國文天地雜誌社。
 
蔣伯潛。1977。《十三經概論》。臺北:中新書局。
 
鄧鼎。1957。《國學纂要》。臺北:民立雜誌社。
 
 
附錄——
 

 
 
 


[1] 再就科舉制度的背景說: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先被頒布於大學,宗元仁宗皇慶2年(1313)將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列入科舉考試範圍,至明代胡廣(1369-1418)等纂修《四書大全》時,便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藍本,成為科舉考試之定本,一直延續至清末廢除科舉考試為止,可見朱熹此書對於後代經學發展以及科舉考試的影響十分深遠。從此,《四書》不但成了學者研究孔學的要籍,也成為一般讀書人所必讀的書。不過,《四書》之所以會受到很大的重視,最主要還是由於它確實薈萃了孔門思想精華的緣故。
 
[2] 朱子《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三代(夏商周)之隆,其法寖備(漸備)。人生八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又)五年,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孔子之聖,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詔告教導)後世。而此篇(指大學之篇)者,三千之徒(指孔子弟子),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曾子講述大學,由門人記述以傳世),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消失)焉,則其書雖傳,而知者鮮矣。……三代以後,其教失傳,獨有思、孟得其傳。
 
宋德隆盛,於是河南程氏(程顥、程頤)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使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編輯原書的次序),發其歸趣(主旨歸向),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粲然(爛然揚光輝)復明於世。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以上引用朱子與程子之說,敘明自古大學名義之淵源及其教學精神。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所當止,至而不遷)而後有定(志有定向);定而後能靜(心不妄動);靜而後能安(所處而安);安而後能慮(慮事精詳);慮而後能得(得其所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熊十力《讀經示要》〈自序〉:「大學三綱、八目,總括群經(原註:三綱、八目,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物而不遺,此為常道不可易),儒行十有五儒,歸本仁道(原註:行不一,而同於仁,仁,常道也),凡此皆為第一講所提揭。經,為常道,庶幾無疑。夫常道者,變所自出也。(自註:本書『道字』略有二義:一謂宇宙本體,乃化之原;二謂凡事理之當然,通古今中外而無可或易者,亦名常道,如大學三綱、八目,立內聖外王之極則,由此而體道,由此而修學,由此而致治,由此而位天地,育物、贊化育,此便是當然,不可異此而別有道。天下言道,或有從事明明德,而不務新民與止至善,是佛家小乘也。……格物而不務良知,即難言誠正,西學未立大本也。大學為常道無可疑,又如儒行十五,總不外己立立人,已達達人。此亦是當然。若不務立達,便自暴自棄,而不可為人矣。……然道字之義,雖有二,而第二義實依第一義以立,究竟無二也。)」
 
[3] 據近人考證:現行之《中庸》保留了子思的部分原作,而〈中庸〉最後成篇,應在戰國之後。其成篇之編者無法得知,但〈中庸〉全篇體系完整,結構清楚,應是完成於一人之手。完成這樣偉大的作品,必然是一位碩學鴻儒。或許他在秦時隱居以求其旨,潛研義,洞悉儒家高明精微之學,完成此篇。所以〈中庸〉的成篇,也可能在秦代。總之,就整體言,當不失為子思原作之意。
 
[4] 【中庸補充資料】
 
朱註云:「第一章首明道之本,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功神化之極。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此中庸全篇之總綱領。說明「天命之性」,謂此天命之性,乃互古如此,是永恆的,不隨時空而變異。以此心性哲學為本,而率性、修道的修養與教育,都立基於此。中庸整個理論,都從此出發,中庸的「誠」亦立基於此貫通全文。
 
程子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亦即喜怒哀樂無過與不及,此理宜時時持守,即所謂「君子而時中」,未可變易。但「時中」談何容易。故曰「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而「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捕魚鳥之網)擭(捕獸之器)陷阱(捕獸之陷坑)之中,而莫之辟(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月守也。」
 
中庸之理,又待一「誠」字貫乎其中。所謂:「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誠明」是天生的、人人本具的;「自明誠」是後天的修養,是學習而有的,有待於教育的培養。又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者」,屬「天」(天性、天生);「誠之者」,屬後天的人為、教育。若能時時保持之,即「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此「誠者」,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境界乃是「從容中道,聖人也。」「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矣。」「至誠」乃須要「盡性」(盡天地生人的本性),不僅可以「盡人之性」,乃至「可以盡物之性」(天地物之本性),最終達至「贊(助而成之)天地之化育」、「與天地」。這不就是前文「致中和,天地位(各得其所),物育(各得所長)。」蓋天地物本吾一體,而「人生觀」與「宇宙觀」打成一片,此即儒家哲學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極致。其中,蓋以「誠」字貫中。孔子說:「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圓滿人格的境界。總之,中庸所追求的修養的最高境界是「至誠」。《三字經》有云:「中不偏,庸不易」就是從斯而來,為人之性情之極則也。
 
又《中庸》:「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從始到終都不造離誠道),不誠,無物(啥都學不成)。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成已」即《大學》中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成物」乃《大學》中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合內外之道」,則三綱、八目一以貫之,本末兼賅。
 
相對於《大學》的知識論,從格物、致知開始至治國平天下。而《中庸》在知識上的邏輯思索,有宏觀的「博學」,次經過「審問」(審慎的懷疑、大膽的假設),再經過思(慎思)、辨(明辨),(小心的求證),最後落實到「篤行」。《中庸》從人性觀、教育思想,以至政治哲學有其整體的概念,可謂另闢有關知識論的邏輯思考。也是做人倫理的規範,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兄弟)、朋友之交的「五達道」,和智、仁、勇「三達德」。
 
它的教育方法是:「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生知,屬一等;學知,屬二等,困知,屬三等。而無論知或行,其上等、中等、下等人才,「三根普被」,都不放棄,到來頭都是一樣,與現代重天才教育不同。
 
[5] 梁啟超。1965。《國學研讀法三種》〈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頁3。
 
[6] 在編排上,《論語》以每篇首要的字句為篇名,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一定的聯繫。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新版本,並加以註釋。鄭玄注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後各代註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
 
[7] 【論語補充資料】
 
一、「道」的意義
 
從今天看來,孔子的學問以為人生的目的,在追求並實踐真理,那是人永恆的價值,所以說:「聞道,夕死可矣。」亦可說是「生命的學問」,因它是躬行實踐的,不是徒為知識的探討。
 
又《論語‧述而》:「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所謂「志於道」者,固以「道」為一生職志所在。於「德」而曰「據」者,謂依據於「德」而執守之,則為有本之學。所謂「依於仁」者,謂依「仁」而不失,則無終食之違。於「藝」而曰「遊」者,優遊涵泳,而自得其樂。
 
二、「仁」為完美人格的表徵,亦是最高的德行標準
 
而如何培養成一個正確的人生觀,且具有完美成熟的人格。而其最高的道德標準是「仁」。而何以孔子對「仁」,沒有下一個的定義?因為那是每個人體會的不同,所以因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回應。所以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的。(一)其答顏回問仁,曰:「克己復為仁」(顏淵)。(二)其答子貢之問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三)其答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四)答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訒」(雍也)。(五)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陽貨)。總之,就如《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仁」是時時持守而弗失的準則,是故它不是以「知識」為內容的「哲學思考方式」,而是一種生命實踐的表徵。易言之,「真理」是實踐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
 
三、教育哲學:有關教學科目、內容、及其進學之過程
 
(一)施教的內容:《論語‧先進》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而教學內容為文、行、忠、信「四教」。從「四科」之次序言,以德行為先,以文學為末,是自本而末。至「四教」之次序,「文」為首,則是自博返約。
 
(二)施教之方式:「博學於文,約之以」(雍也)。所以博學的是五經之「文」(屬知),屬宏觀的思想。而折衷之以「」;由以行之(行)。既博觀,又必「約之以」,就是以「」為核心命題,不致流於泛濫而無歸宿。
 
(三)孔門之學在「一貫之道」:孔子之學在博文、約,而貴於一貫,乃不外所謂,忠、恕罷了(里仁)。忠者,盡己職位權責之分。而其恕道,則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淵)。由此恕道而推己及人,則無入而不自得。
 
(四)孔子自述其為學之進程:「吾十有五而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為政)。1.志學:謂立志於學,心有所向,目無貳的,念茲在茲。其學在道,所謂「志於道」者,終其身無改易。2.而立:立者,指卓然有所自立,所守已固,人格已然成熟。3.不惑:謂於事務當然之理,通達無礙,無所疑惑。能思考、判斷事理,不為所惑。4.知命:於窮通得失、成敗、禍福之命,已能了然於心。故於命能安之若素,而能不怨天不尤人。5.耳順:入耳心通,無所疑滯。此不假思索,而能融通諸理,知其微旨。6.從心所欲、不逾距。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中庸)。此時其心性、人格、情緒(E.Q.)已臻於圓熟,所謂優入聖域是也。
 
(五)施教的原則:
1.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從此兩句,可知學與思不可分割,若徒思則不如學。孔門學的精神,不在哲理之玄想,而在生活之踐履。
2.子曰:「不憤(朱註:心求通而未得之意),不啟;不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由是可知其教學注重啟發性的,而非灌輸式的。
3.「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憲問);「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
從以上所引數則可知,孔門之學為為己之學。學者所以為涵養自己身心,不必求知於人。而非為人之學——若為追名逐利,務求見知於人,則是徇人忘已。
 
四、政治哲學
 
(一)為民表率:
1.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顏淵)。孔子首重在位者的政治涵養,凡身處政治權力高層,居於領導地位。其為人與作風的一言一行,在在動見觀瞻,具有風行草偃之作用,所謂「民具爾瞻」者也。〈大學〉曰:「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其影響之深遠如是,豈可不慎?
2.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為政不尚殺,而以身作則為教化之本;由是可知。如此乃事彌禍於無形了。
 
(二)道之以德,且重正名分:
1.「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有恥且格」(為政)。為政以德為本,以為教。或以政為本,以刑為尚。則教與法治之根本不同:前者治本,後者治標。
2.「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樂不興,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子路)。此段文字說明名正言順的重要性。不論政治倫理、社會倫理、學校倫理、家庭倫理,均不事不講名正言順。否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如是,則何事可以措辦。其關乎國家治亂的刑罰也無從施行,人民自無所措手足了。
 
梁啟超說:
《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以相埒(同),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
《論語》一書字字精金美玉,實人類千古不磨之寶典。蓋孔子人格之偉大,宜為含識(有情眾生)之儔所公認;而《論語》則表現孔子人格唯一之良書也。其編次體例,並無規定。略舉綱要,可分為以下各類:
 
一、關於個人人格修養之教訓,二、關於社會倫理之教訓,三、政治談,四、哲理談,五、對於門弟子及時人,因人施教(原註:注重個性的)的問答,六、對於門弟子及古人、時人之批評,七、自述語,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門人誦美孔子之語。(*映入門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
 
「《論語》之最大價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養,修養人格,決非徒恃記誦或考證,最重要是身體力行。」
 
[8] 【孟子補充資料】
 
一、人性論(性善論)
(一)秉彝之良與本具四端:以為「仁義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認為惻隱、而羞惡、辭讓(告子篇易為恭敬之心)、是非四心,為仁、義、、智四端。
(二)良知、良能(先天):「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這是先驗的人性觀,即非由後天的學習、經驗、教育而先生就自具的。所以要擴充、存養,如樹木之培壅灌溉一般,否則,縱有先天的根苗,但每天斫伐斲喪它,即就日趣於下流而不自知了,這就是沒有後天的教育之故,反會失其先天的本然的。
 
二、「政治哲學」
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乃是從「人性觀」出發,而有的政治智慧。如「保民而王」:舉齊宣王見牛要殺而不忍,然後推及:今恩足以及禽獸,必當至於百姓。「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以至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由此而有其「與民同樂」及「王道思想」,即「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以制梃以達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是以仁政讓天下心悅誠服,而非霸道。
 
三、「教育思想」
(一)學貴自得
〈離婁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古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此段說明教學法有四點:1.深造於學且必以正道為鵠的,則有所持循。故曰:「深造之以道」。2.學問必需有所自得於心,如是自具定見,不會見異思遷,淺嘗輒止、畫地自限。3.有深造之學自然能居之安固而不動搖。4.由於所資藉者深遠,則如源泉滾滾而來,任其取用左右逢源無不自如了。
 
四、教育有多術(多種方式)
〈盡心篇〉:「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問答者,有私淑者;此五者君子所以教也。」
〈告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的教育方法分五類:
(一)如時雨化者:因材施教,如及時雨般的潤化。
(二)有成德者:因人之本有德能而成就他。
(三)有達材者:因其本有之材質而使之——以上二者,乃因材而篤也。
(四)有問答者:隨其所問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而開解疑難。
(五)有私淑者:未能及門受教,但因嚮慕其人,以自淑善其人的。尚有一種特殊之教育方式,即雖不屑之教的,要讓令他知所悔;也是教誨一種教育方法。施教多元化,及施教者之苦心於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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