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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感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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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上感應篇注》1987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新文豐提供)
 
太上感應篇》為中國最著名、流傳最廣的「善書」。《宋紹興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著錄「《太上感應篇》1卷」,《宋史‧藝文志》亦有「李昌齡(937-1008)《感應篇》1卷」,推測此篇早在宋代既已存在。
 
至於此篇作者,除了《宋史‧藝文志》以其為李昌齡作品,南宋趙希弁《郡讀書志‧附錄》亦列有1部8卷本《太上感應篇》,並以此篇為「漢嘉夾江隱者李昌齡所編」。明代《正統道藏》本則以李昌齡為「傳」的作者,並將原本8卷析為30卷。由於傳文多處出現南宋紀年,且每篇「傳」後均附有南宋丞相鄭清之(號「安晩」,1176-1251)的「贊」文,可知傳、贊為南宋作品,而李昌齡若非《感應篇》的作者,至少也是最早的注釋者。
 
太上感應篇》正文總計「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大致可以分為總論、善行、惡行與結語四個部分。全文始於「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終於「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旨在宣揚天人感應、勸善懲惡,並多論善惡之行,要令「愚夫愚婦,易知易行」。篇中所謂「福禍」,即指自身善惡行為的報應結果。而天地之間存在多種檢察功過的神靈系統,諸如:天上的三臺、北斗諸星,身中「三尸」,以及家中灶神。這些司過之神無時無刻不在監視人們的心念言行,祂們依據人們所起邪念、所行惡事,以刪減人壽作為懲罰。相對的,行善之人非但能夠得到神靈的護祐,累積足夠數量的善行更能成就不同等級的仙品。
 
這類賞善罰惡的觀念可以推源至《尚書‧伊訓》「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或《周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卻更直接地繼承晉代葛洪(283-343)《抱朴子內篇》〈對俗〉、〈微旨〉二篇所論善惡報應思想,只是增列更多反映宋代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的條目。為了讓人們清楚了解善惡的內涵,《太上感應篇》詳細羅列了24則善行與161則惡行,其中涉及領域包括:神聖領域的尊崇,如不得「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對北涕唾及溺,對灶吟詠及哭」;自然環境生態的維護,如不得「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人性品格的要求如不得「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減人自益」;以及社會與家庭倫理的規範,如不得「虐下取功,諂上希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等。只是此篇多列惡行而少敘善行,可見其強調戒惡更甚於勸善。即便《太上感應篇》強調起心動念之際隨即引來吉凶之神的跟隨,但也肯定任何時刻的懺悔改過永遠來得及扭轉運勢。也就是說,雖然強調司過之神對於善惡行為的監督、考核與審判,卻更重視報應自召的主體性,肯定自我抉擇善惡價值的可能。
 
南宋紹定6年(公元1233年),太一宮道官胡瑩微重刊8卷本《太上感應篇》以呈理宗(1205-1264)。理宗還為此書題識了「諸惡莫作,眾善奉行」8字,當時丞相鄭清之(1176-1251)與大儒真德秀(1178-1235)為其作序。胡瑩微重刊《太上感應篇》後,此篇即受廣泛傳。
 
後世《太上感應篇》持續廣泛流傳,歷代均有詳釋,甚至流傳至鮮、日本等國,且有當地學者為其作註;而清代也曾譯為滿文。
 
 
【撰寫者】
張超然(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所副教授)
 
 
考文獻】
朱越利。1983。〈《太上感應篇》與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世界宗教研究》,4:81-94。
 
鄭志明。1988。《中國善書與宗教》,頁41-61。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
 
鄭志明。2011。〈民間善書的形成與教化——以《太上感應篇》為例〉。《鵝湖》,430:19-33。
 
Schipper, Kristofer. 2004. Taishang ganying pian. Pp. 740-742 in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e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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