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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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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壢龍岡<a href='/Knowledge/Content?ci=2&cid=523'>清真寺</a>主麻<a href='/Knowledge/Content?ci=2&cid=74'>禮</a>拜後講道
中壢龍岡清真寺主麻拜後講道(王博賢攝)
 
伊斯蘭教(Islam),阿拉伯文原意為「歸順」與「和平」,此一教名為先知穆罕默德領受天啟所訂立,伊斯蘭教的信徒則稱為「穆斯林」(Muslim)。臺灣民眾俗稱伊斯蘭教為「回敎」,其信徒為「回教徒」,乃沿襲華人自古以來對伊斯蘭教的通稱。另有「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大食法」等名稱,均為中國歷伊斯蘭教的不同用語。「回」一詞來自「回回」,歷史學者考據為西域回鶻(或「回紇」)族名的轉音,該詞為今日新疆維吾爾族(Uyghur)的古稱。自元以後,官方文書逐漸以「回回」一詞泛稱所有來自西域的各種外族,且此時中東與中亞已全面伊斯蘭化,所以「回回」民族所信仰的宗教便被稱為「回教」。
 
伊斯蘭教為世界第二大宗教,其全球信眾人數粗估超過十億,與基督宗教、佛教並稱全球分布最廣的三大世界宗教。穆罕默德生平傳教間(公元610年-公元632年),其教勢尚未超出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區。但歷經四大正統哈里發(公元632年-公元661年)、烏瑪雅(公元661年-公元750年)、阿巴斯(公元750年-公元1258年)的大幅拓展,逐步建立了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伊斯蘭帝國,從最西邊的西班牙、摩洛哥,橫貫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地區,向東延伸至整個中東地區,以達於最東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這片廣大地域在上述時完全統一在單一的伊斯蘭信仰與哈里發政權之下,即唐宋史書所稱的「大食帝國」。從中世紀迄今,除西班亞之外,上述中東與北非地區一直都是伊斯蘭文明的核心區域。不過,伊斯蘭文明的傳播並未終止於帝國拓展的結束,透過陸上與海上絲路的傳教與通商,伊斯蘭信仰與文明持續往上述核心區域的北方、南方與東方三個方向傳播,深入中國與南亞等古文明地區,形成中國與印度兩國源遠流長的穆斯林少數民族,並將中亞、東南亞及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地區全面伊斯蘭化,甚至抵達俄羅斯南部、東歐的巴爾幹半島等歐洲地區。
 
伊斯蘭教在臺灣的落地生根,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大約在西元1661年,延平郡王鄭成功率領反清復明大軍渡海來臺,當時的部隊中有很多穆斯林軍士,有些軍官帶著眷屬同行,抵達臺灣後就隨著部隊屯駐臺南、鹿港和淡水等地。進入滿清時代以後,臺灣與大陸的來往在實施海禁之前仍然頻繁,福建泉州從宋以來便是中國與伊斯蘭世界貿易最重要的國際港,許多來自各國的穆斯林商賈在此落地生根,也因此逐漸發展成歷史悠久的閩南穆斯林社區。從明末至清初,閩南穆斯林也在這一波移民潮中陸續定居臺灣西岸各地,鹿港郭氏、丁氏,以及散居雲林、嘉義一帶的蒲氏,均為祖籍福建的回民大家族。這些移居臺灣的穆斯林後裔,有的已經喪失祖先的伊斯蘭信仰,然而在日常生活之中仍然保持某些有著伊斯蘭元素的宗教儀式或俗,例如每逢週五主麻日不吃豬肉,或祭祖時不供奉豬肉,也不拜菩薩、不行火葬、不請和尚道士誦經等等。
 
公元1915年,日本殖民政府曾在臺灣進行宗教調查,但其中沒有伊斯蘭教的相關記事,依其分類,穆斯林可能被歸屬於祭祀團體,緣於當時臺灣穆斯林後裔在祭祖儀式上雖然遵行伊斯蘭教的飲食禁忌,基本上只是為了祖先的「淨口」儀式,並非出於自己的宗教信仰。當日本對臺灣社會的宗教政策趨於嚴格時,並沒有對這些穆斯林後裔造成太大的困擾,如鹿港郭姓族人在長輩過世時,曾經從福建請阿訇《古蘭經》,也為已故的所有祖先經。經過了一段時,臺灣的穆斯林後裔也逐漸淡忘伊斯蘭教法所規範的禁忌和習俗,更無法遵循伊斯蘭教五功的內容。
 
公元1949年大量軍民隨國民政府遷臺,開啟中國穆斯林移入臺灣的另一波高潮。除了當年隨政府遷臺的穆斯林軍士之外,更特別的是1950年輾轉來臺的青年遠征軍第206師616團第二營機槍連,全連一百多人都是穆斯林,為西北各省從軍的回族青年所組成。除了上述穆斯林軍士之外,許多穆斯林的黨政大老們也陸續來臺定居,在臺灣伊斯蘭教發展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穆斯林初到臺灣,苦無聚會拜的場所。1948年,北京回族富商常子春(公元1896年-公元1988年)與友人鄭厚仁合資捐購座落於臺北市麗水街十七巷二號的一棟日式平房,改裝權作清真寺之用,這是民國以來臺灣第一座清真寺。除了籌組清真寺董事會,選出董、監事外,常子萱並聘請王靜阿訇常駐麗水街擔任清真寺掌教。
 
王靜(公元1871年-公元1949年)出身於天津回族世家,為中國回民所稱「四大阿訇」之一,他與同列為「四大阿訇」之一的北京牛街教長馬松亭(公元1895年-公元1992年)創立濟南成達師範學校,為中國伊斯蘭教育由經堂步入新式體制的開始。因此,王靜的來臺也表示伊斯蘭教育在臺灣的紮根發展。不久,曾在重慶協助王靜校訂《古蘭經》註解的天津回族學者時子周(公元1879年-公元1967年),也應邀前來麗水街演講教義,於是王靜和時子周二人乃在寺中分別完成中文《古蘭經譯解》和《國語古蘭經》並出版與發行,這兩本譯作奠立了華人世界對伊斯蘭教義的入門基礎。
 
公元1954年,「中國回教協會」(簡稱「回協」)在臺復會,仍由原理事長白崇禧將軍主持。白崇禧(公元1893年-公元1966年),出身於廣西桂林回族家庭,為中華民國史上穆斯林中任職最高位階的軍事將領。1938年,他與全國各省的穆斯林領袖在漢口號召成立「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以支援抗日。1942年,國民政府撤退重慶後召開全國回教大會,該協會正式定名為「中國回教協會」,此為臺灣「回協」之前身。白氏家族篤信伊斯蘭教,其生活與飲食都按照伊斯蘭教法,故家中所食均由穆斯林廚師處理,其身邊的副官、謀、護衛與護理均為穆斯林。1949年,白崇禧隨國民政府來臺後逐漸遠離政治核心,而專心於伊斯蘭教務在臺的推廣。其子白先勇,則為享譽國際的華文作家。
 
「中國回教協會」為臺灣穆斯林最主要的社團組織,以闡揚伊斯蘭教義、協調各地清真寺教務、並對外代表臺灣穆斯林與各國穆斯林進行國際交流,其中最重要的國際宗教交流活動便是麥加覲。在臺灣尚與全球穆斯林國家維持正式外交關係時,「回協」在內政部、外交部的督導與協助之下,負責組織覲團,並以此年度性的重大宗教集會來與全球穆斯林國家進行國民外交。為了培養新一代人才,「回協」亦選派有志的穆斯林青年,遠赴中東與北非各伊斯蘭知名大學與經學院留學,為臺灣造就熟悉阿拉伯文與伊斯蘭教的經貿、外交人才,或任職於清真寺以維繫伊斯蘭教傳承。
 
與「中國回教協會」密切合作,並同樣設址于臺北清真大寺的另一重要組織為「財團法人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由常子萱於1976年捐贈新台幣三百元而設立,以傳播伊斯蘭教義、舉辦清寒獎助學金、廣譯伊斯蘭教經典、促進國際伊斯蘭文化交流與合作為宗旨。相較於「回協」,該基金會更專注於伊斯蘭教育與文化推廣活動。
 
戰後初臺灣穆斯林人口快速增加,麗水街的清真寺已不敷使用,加上臺北以外地區越來越多的穆斯林也需要清真寺進行拜儀式,於是各地穆斯林在「回協」的協助下,開始積極興建清真寺。「回協」透過行政運作,獲得政府大力支持,而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穆斯林友邦也共同籌募建寺資金,在臺北市新生南路現址買地建寺,1958年11月動工,1960年3月落成,4月13日開始啟用。臺北清真大寺的建立,除了延續臺灣伊斯蘭教發展的使命,也因為當時特殊的外交環境,締造了與世界其他穆斯林國家從事宗教外交的機會,導致臺灣伊斯蘭教除傳承原有的中國回族伊斯蘭文化之外,更加速引入現代中東伊斯蘭文化的特質。臺北清真大寺曾先後接待過伊朗國王巴勒維、土耳其總理孟德絲、約旦國王胡笙、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等穆斯林國家元首。1990年代以前,在中華民國尚未終止與全球穆斯林國家的正式邦交之際,臺北清真大寺可謂冠蓋雲集,臺灣穆斯林則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外交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臺北第二座清真寺由蕭永泰阿訇首先倡建於1954年,即羅斯福路三段一七八巷一八弄三號現址。原本為簡陋之平房,其後穆斯林漸增,每逢會慶典人滿為患,經蕭永泰主持的「中國回教青年會」決議整修改建為二層樓房,1971年11月完工。
 
公元1949年南下的穆斯林陸續聚居於高雄,當時暫借回民趙明遠開設於高雄市五福四路的餡餅粥店的樓上,進行聚會拜。經由「回協」幫忙集資,各方捐助,輾轉修繕與擴建,但仍不敷教眾使用。直到1979年選定以現址衛武段處作為新寺興建所在,並籌措建寺經費,終於在1992年2月7日得以在新大殿舉行主麻聚。高雄清真寺的建立提供了南臺灣穆斯林的信仰中心,也使臺灣伊斯蘭教的發展更具全面性。其他各都會區的清真寺亦陸續籌資興建。台中清真寺在1989年5月動工,1990年8月完工。至於1995年完工的桃園中壢龍岡清真寺,為全臺第一座與鄰近穆斯林社區相結合的清真寺,因此地最早為雲南與滇緬遠征軍來臺的穆斯林軍士安置的所在,1960年代以後,陸續有雲南與泰國、緬甸籍華人穆斯林遷居於此,便形成具有雲南及東南亞風情的穆斯林聚落。臺南清真寺的建立則歷經波折,終於在1996年正式落成啟用,該寺並無常見的圓頂式獨立主體建物,只是在公寓大樓中闢室做拜堂之用。桃園、臺中、臺南、高雄這幾座清真寺的建立,滿足了散居臺灣各地區穆斯林的宗教需要,也意謂著臺灣伊斯蘭教的發展已逐漸普及各個角落。
 
清真寺的寺務,均依政府相關法令規範組成財團法人,報請主管機關與法院立案,得享有關法人權益並確保寺產。董事會設董事、監事若干人;董事又有正、副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等職,監事又設常務監事一人,以上各職位均定改選,為清真寺寺務運作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之下設正、副總幹事,以及總務、會計、出納、文宣、青年、婦女、公墓管理等分組辦事。董事會主要工作之推動為配合「回協」,加強伊斯蘭教之宣教與拓展,團結教胞,協同淨化社會風氣。
 
當今臺灣穆斯林教眾,主要由上述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中國穆斯林及其後代所組成,臺灣在地民眾自願改宗者非常稀少。正像大部分臺灣的新住民一樣,穆斯林也集中於六大都會區,其宗教生活最大的困境在於,因伊斯蘭宗教習俗與臺灣社會主流的佛、道信仰有極大落差,再加上因工作與遷徙的關係,無法像大部份穆斯林國家的教眾一樣,因政府廣設清真寺,所以可鄰寺而居,便容易維繫伊斯蘭信仰生活。一般穆斯林國家的信徒,舉凡一日五時拜、一週主麻拜,乃至兒童的讀經教育,都可在鄰近社區的清真寺中獲得滿足,而日常清真飲食也有許多清真餐館、清真市場可供消費,甚至在過世後可行伊斯蘭殯葬儀,並安葬於專屬的穆斯林墓園。上述基本宗教規範在臺灣目前的各種條件限制下,實在難以滿足穆斯林的需要,例如每週的主麻拜在週五中午進行,除非工作或就學地點很近清真寺,否則很難抽空與。所以平日週五的主麻拜,各地清真寺的臺灣本地教眾寥寥可數。再加上臺灣的宗教教育不夠普及,一般民眾對伊斯蘭教陌生或甚至懷有偏見,對其宗教生活的差異無法加以包容,故一般公、私部門的主管與雇主很難為穆斯林特殊的宗教飲食與拜習慣另作安排;絕大部分學校亦無法為穆斯林子弟安排清真膳食與拜場所,且未將伊斯蘭文明納入各級教育的教材。基於上述客觀條件的不足,臺灣穆斯林的第二、三代有面臨信仰流失的危機。
 
自1980年代起,臺灣經濟邁向國際化,開始有不少來自全球各國的穆斯林來臺工作與求學,甚至有一部份在臺定居並成家立業,取得中華民國國籍,逐漸為臺灣的穆斯林人口注入新血,使臺灣的伊斯蘭文化更加國際化。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臺灣面臨少子化及產業升級等因素,導致青壯年的藍領勞動人口短缺的現象;人口結構的高齡化又造成老年照護人力不足的問題,因此臺灣開始自鄰近的東南亞國家引進外勞與外籍看護,其中又以信仰伊斯蘭教的印尼籍最多。
 
根據官方統計,目前在臺合法居留的外籍人士大約五十人,其中印尼籍接近二十人,高居第一位,第二、三位依序為泰國、印度。按照國籍別來估計,這五十的外籍人士中有一半是穆斯林,光是印尼一國就佔所有外籍人口的四成。若將這些外籍穆斯林計入臺灣穆斯林的總人口,則臺灣的穆斯林總人口數將增加十倍以上。目前並未有具備中華民國國籍的穆斯林總人口數之最新統計,粗略的估計可能從兩至四不等,若計臺灣的外籍穆斯林為25,等於佔現居臺灣的穆斯林總人口數九成左右。雖然這些外籍人士並無中華民國國籍,但其宗教需求仍應被適當滿足,從國外針對移民與移工的研究顯示,宗教信仰是促成移民群體對在地社會認同的重要媒介;反之,若宗教問題未處理好,也是導致移民與在地社會衝突的導火線,而此正是當前不少歐美國家正面臨的問題。
 
以來,臺灣社會對這群為經濟發展與社會服務做出重大貢獻的外籍移工並未付出太多關注,除了滿足其基本生活及支付薪資之外,其他社會文化面向的需求,較少受到重視。以印尼籍移工為例,二十人中的八成以上為從事家務勞動的年輕女性,主要從事高齡人口的居家照護;其餘不到兩成則分佈在製造業、建築業、漁業等藍領工作,以及醫療護理工作,前者大多為男性,後者為女性。但無論從事上述何種行業,也不管是男性或女性,要滿足這些印尼穆斯林移工的清真飲食及宗教信仰需求的困難度,肯定要高過臺灣本地的穆斯林,一方面其社會位階居於最底層;另一方面其所屬行業的工作性質更不允許抽空從事宗教拜活動。過去就曾發生臺灣雇主強迫印尼外勞吃豬肉,或是責難其按時間做拜為偷懶的行為。一般臺灣雇主不太可能允許穆斯林外勞或外傭在週五加主麻拜,但這類兼具社交功能的宗教活動對離鄉背井的移工們,卻又是非常重要的社會與心理需求。但反過來說,若這些印尼籍穆斯林全部都可到清真寺拜,以目前臺灣僅有七座清真寺及其格局設施的狀況,根本無法滿足這麼龐大教眾的需求。因此,近幾年經常看到在伊斯蘭教一年中最重要的開節,印尼籍穆斯林找不到足夠大的場地從事慶祝活動,只好群聚於臺北車站大廳席地拜與慶祝,但卻無法取得來來往往的過站旅客諒解,引發占用公共場所的負面觀感。如何開創更多公共空間,以滿足逐漸增加的在臺穆斯林外籍人士之需求,為當前應未雨綢繆的重要社會題。
 
基於伊斯蘭教五功等基本規範,各國穆斯林之間並無太大差異,所以印尼籍或其他外籍穆斯林,都可和臺灣穆斯林於各地清真寺一起做拜與從事節日慶祝活動。若於週五主麻拜時造訪中、南部的清真寺,將會看到印尼籍穆斯林居於多數的狀況。若有專屬於印尼穆斯林特有的儀式與節日活動,各地清真寺仍會容許其使用場地,例如:紀念先知穆罕默德的誕辰與忌日(按伊斯蘭曆為同一天)、邀請印尼教長舉行佈道大會等。若說臺灣與印尼穆斯林之間尚難完全交融無礙,主要問題不在宗教,而在語言隔閡,以及華人與印尼之間的民族文化差異所致。
 
雖然印尼籍穆斯林移工與宗教活動受到甚大的限制,但全臺的印尼穆斯林仍透過跨區域的串連與網路、手機的運用,於2007年正式成立「臺灣印尼穆斯林之家」(Keluarga Muslim Indonesia di Taiwan,簡稱KMIT),為在臺印尼穆斯林凝聚向心及爭取經濟、社會與宗教權益而努力,其會址設于臺北文化清真寺。印尼穆斯林的宗教向心力促成了臺灣第七座清真寺的興建與落成,即鄰近桃園國際機場的大園清真寺。該寺的創建源於一位臺灣餐廳老闆娶印尼籍妻子,這場跨國姻緣促成為日益增加的印尼籍移工興建專屬清真寺的宏願,透過KMIT、「回協」及其他印尼伊斯蘭組織的動員與募款,終於在2013年6月9日正式完工啟用,使桃園與大臺北地區的印尼籍移工多了一個信仰中心。依循相同的模式,KMIT繼續動員臺灣與印尼穆斯林教眾,共同興建臺灣第八座清真寺,座落於臺灣最南端屏東縣的東港清真寺,目前工程尚在進行之中,預將為南臺灣的伊斯蘭文化掀起另一高潮,也將使臺灣的伊斯蘭文化融入更多東南亞伊斯蘭文化的特色。
 
【撰寫者】
蔡源林(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
楊美芬(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台灣的印尼<a href='/Knowledge/Content?ci=2&cid=507'>穆斯林</a>婦女-王博賢提供
台灣的印尼穆斯林婦女(王博賢攝)

台灣<a href='/Knowledge/Content?ci=2&cid=507'>穆斯林</a>於2014年所辦的<a href='/Knowledge/Content?ci=2&cid=165'>伊斯蘭</a>文化特展-陳迪華提供
台灣穆斯林於2014年所辦的伊斯蘭文化特展(陳迪華攝)

泉州清淨寺所發掘之<a href='/Knowledge/Content?ci=2&cid=619'>阿拉</a>伯碑文-蔡源林
泉州清淨寺所發掘之阿拉伯碑文(蔡源林攝)
 
考文獻】
1. 中國回教協會網站:http://www.cmainroc.org.tw/12/04/2014。
2. 于嘉明,2009,〈在台泰緬雲南籍穆斯林的族群認同〉,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論文。
3. 馬孝棋,2011,〈殯葬文化對宗教意識與族群認同的影響:以台灣北部地區穆斯林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論文。
4. 趙錫麟口述,張中復訪問,2014,《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
(臺北:國史館)。
5.蔡源林等,2003,〈高雄市的多元宗教:從媽祖到聖母〉(高雄:高雄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6. 蘇怡文,2002,〈伊斯蘭教在台灣的發展與變遷〉,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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